(三)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这个问题不止局限于GSE。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联合发布国开办发 [2006] 35 号文关于开展建立‘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河北、山西等14个省（区）的140个村开展了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旨在探索和完善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新机制，缓解贫困村、贫困户生产发展资金缺乏、贷款难问题，增加贫困群众收入，提高贫困村、贫困户自我积累、互助互济和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向穷人贷款不需要抵押与担保、穷人贷款必须结成5户互助互督互保的小组。

问题在于注什么册？鉴于是应该免税的扶贫慈善组织，因此建议开辟新的注册公司。二是输血、造血相结合，设计了信贷业务+农民培训的模式，不仅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支持，还为这些项目农户提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法律知识等多方面的培训和市场信息服务。援助中国的300多个国际援华小额信贷项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民间慈善组织、民间基金会等精心组织的。这些小额信贷的原则，一是坚持小额度、短周期贷款。而捐赠为村基金，也符合捐赠者的捐赠本意。

我国自1980年代中期开展大规模扶贫后，经历过把扶贫对象定位于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贫困山系、贫困老区、贫困边疆、贫困企业等的演进。所谓的贷款公司有三种：第一类是人民银行2005年5月确定在四川、陕西、山西、贵州和内蒙古进行的贷款公司的试点，特点是民营企业及其老板可以成为发起人组建，当然均是用自己的钱向三农贷款，而且不许吸收存款，叫做只贷不存。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

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

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

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

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

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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