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党势力雄厚的法国，老牌的社会党在2002年大选中居然落败于第一轮，导致决选出现右翼的希拉克对阵极右翼的勒庞的尴尬局面，2007年也败得毫无悬念;英国倒是号称左翼的工党上过台，但被称作红皮白心的布莱尔，同样是英国医改、退休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换言之，对福利制度动刀的，恰是当初推出福利制度的政党;左翼政党曾长期主政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后接连出现右翼政府;左右翼长期势均力敌的德国，左翼的风头已被另类左翼——绿党抢去不少;福利大本营加拿大，号称天生执政党的中左自由党，2004年丢失了多数党地位，2006年更被中右的保守党历史性击败，至今未能重返执政地位。

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代的改革开放没成功，最近25年的却恰恰成功了，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过文革根本性破坏之后。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同样地，海尔等企业可以在美国投资设厂，将来随着QDII的实行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海外公司产权。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投资。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八千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 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

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发展经济，抛开技术局限性不谈，首先那时中国就没有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我们不是强调要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吗?但技术创新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非常困难。

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些绝对化。中国在本世纪初期初步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体制。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国务院领导人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

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是否应当维护和保存，存在很大争议。对于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领导在中美高层会议和其他场合也表明了态度，要继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反过来，如果为了防止泡沫继续膨胀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的关键。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

为了推进改革，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

不搞清楚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增加，这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这样，中央银行就变成了一个被动超发的货币政策工具。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

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关于金融市场，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很多，但是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中国目前两方面都有问题。

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由于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的融资难等经营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凯恩斯框架失灵：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

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这两样的市场化改革都应当抓紧进行。

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开班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现在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

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许多财政学家认为，中国财政的支出责任过分下移，造成支出结构过于分散化，建议支出责任更多地由上级政府承担。

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如果这段时间，政府在经济发展里头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下一步政府产业政策怎么样做，才可能真正在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时候是以创造而不是以破坏为主。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我们还要逐渐来改变我们国民心态。

从某种意义相对来说我们一旦有这个话语权，有了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把握得住，这些都是给我们的挑战。中国经济随着我们的劳动力短缺，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验来看，将会是一个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我们企业要出去投资，现在不是不让出去投资，而是你有足够的人民币去把外汇买过来去投资。这些国际规则制定一般说来都是由各个国际组织推动，开始计划设计，最后批准是由各国批准，最后由国际组织推动。

第二他的官员太频繁地调动，第三他非常缺乏高质量智库，民间不能提出很好的建议，最后他是语言的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来对发展中国家比较大规模地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发展潜力，但这些潜力一些企业发挥不出来，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政治体制原因，就是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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